1967年1月25日清晨9时，许世友拨通了两个与众不同的电话，开启了一场决定性的大事。
第一个电话打给了林彪，电话中许世友毫不保留地表达了自己的忧虑：“军区现在情况非常混乱，很多人都失踪不见，局势非常严峻……”他的话语简洁而有力，直截了当。
第二个电话则打给了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，这时，许世友的语气更显急切和果断，他几乎是命令式地说：“调动一个营的部队，保护好军区的机关，如果有人来捣乱，必须自卫！”他不容置疑的口吻，令王必成没有任何犹豫。
这一天，林彪收到许世友的电话记录后，立即将其转交给了毛泽东。毛主席认真阅读了许世友的报告，并在记录上做了几处批注，显然对许世友所提的“自卫”措施有所关注。在当时的背景下，军队“自卫”这个词的含义显而易见，代表着局势已经极为危急。
1月28日，毛泽东亲自批准了《中央军委命令》，并表示：“所定的八条非常好，立即照发。”这一命令是徐向前、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林彪、江青等激进派之间激烈斗争的产物，也因此帮助维持了军队内部的相对稳定。毛泽东的迅速回应，背后显然有许世友那两通电话的直接影响。
展开剩余69%命令中明确规定，“一切指战员必须坚守岗位，不得擅离职守。”许世友随后向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等单位发出了电报，表示他将前往大别山区检查战备工作。这一时局下，谁敢拒绝他去检查战备？
然而，许世友的行动并非如表面所见那么简单。几日后，他又发了一份电报，声称自己因神经性呕吐症需要在大别山126医院住院治疗。但实际上，许世友依旧坚守在山中，并未离开半步。“检查战备工作”和“住院治疗”——这两者的“医院”是同一个地方。
大别山126医院的大门口，竖着一块简陋的木牌，上面写着“军事禁区，禁止靠近”。但许世友对此毫不在意，他带着一丝冷笑说道：“一块木牌连狗都拦不住，怎么能拦住人？”随后，他便展开了如同指挥战斗一般的检查：深入各个防守点，爬上山头，察看每个角落。
那时，许世友身边的警卫和工作人员分工明确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“战斗岗位”，他还特意让人赶制了一批木棍，每个工作人员都要配备一根。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下，许世友放话：“如果有人敢来，我就开枪！”这番话被他身边的人理解为是做给造反派看的，同时也是在向中央传递一个信号——许世友虽处险境，但如果被逼急了，他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。
一位长期跟随许世友的老部下回忆道：“许司令常说‘我要开枪’，但他并不是真的要开枪。当时，机枪架得那么高，显然是虚张声势。许司令清楚，毛主席和党中央不会让他轻易开枪的，他要做的，是让北京注意到，许世友不能被逼到极限。”在这种强硬的姿态下，许世友在大别山深处呆了近100天。
尽管大别山地处偏远，交通十分不便，但许世友与江苏、安徽、浙江、上海四地的联系却从未中断。他频繁与三省一市的军管会负责人，以及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和各大单位的领导沟通，密切跟进局势。
许世友的做事风格非常独特，召见人员的顺序从来不按常理出牌，有时通知军长，有时通知政委，时而见军长不见政委，时而又反过来。许多时候，别人无法预测他到底会召见谁，甚至一些重大决策都事先没有透露给其他人，只有许世友心里清楚，掌握着一份详细的“账目”。
在大别山的许世友，行踪不定，神秘兮兮，深居简出，这一切都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印象。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心思捉摸不透，但许世友并非刻意为之，他只是出于对局势的高度关注和对军事安全的重视。
虽然许世友身处大别山，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三省一市的动荡和变局。他的每一个决策、每一次行动，都深刻影响着这一地区的政治格局和军队的稳定。他的沉稳和冷静，不仅保证了局势不至于失控，也为未来的稳定局面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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